企业外源2022年最新融资方式

德国企业外源融资规模不大，与企业举债约束机制较为健全相关。德国绝大部分企业是自主经营、企业外源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企业外源预算软约束问题较少。同时，企业外源银行参与企业公司治理对企业控制权的影响，也对企业举债形成了约束。这与中国仍存在大量资产负债约束机制不健全的市场主体，且银行对企业举债约束力不足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

企业部门长期保持强劲盈利能力，固然与德国企业债务负担轻、竞争力强、拥有大量“隐形冠军”相关，但也离不开欧元区红利这一前提。德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其企业外源企业部门参与国际市场的程度高。1998—2017年，出口与GDP之比平均达到34.4%，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平均达到62.6%。德国企业部门盈利状况与在出口市场的表现之间极具相关性。欧元区红利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为德国企业创造了持续强劲的外需和巨额经常账户盈余。从2002年开始，德国经常账户盈余由负转正，并长期超过6%（见图4.12）。企业外源对出口导向型国家来说，经常账户盈余与GDP之比长期维持在高水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经常账户盈余与GDP之比曾于2007年接近10%，但国际金融危机后快速回落，2018年和2019年已降至1%以下。欧元区红利使德国经常账户盈余与GDP之比长期维持在高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后甚至一度超过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出口强劲使企业部门的出口现金流与国内信贷之间产生了替换效应（Kuzin andSchobert，2014），维持了较低杠杆率。

德国企业享有的欧元区红利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欧元区红利增强了德国对欧元区内其他国家的出口竞争力。由于欧元区内实施单一货币政策和对外单一汇率，企业外源企业外源欧元区内对德逆差国缺乏解决对德贸易逆差的有效手段，从而使得德国对欧元区内国家长期维持了贸易盈余。国际金融危机前，德国对欧元区其他国家的出口比重平均在45%左右；企业外源受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重创欧元区的影响，这一比重虽然有下降，但仍然在35%以上（见图4.13）。另一方面，欧元区红利增强了德国对非欧元区国家的出口竞争力。欧元汇率只能反映整个欧元区而不是德国的产业竞争力。国际金融危机后特别是欧债危机后，尽管德国经济保持了较强劲增长，但欧元区经济长期不振使得欧元持续疲软，德国获得了对非欧元区国家的出口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