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效率理论

目前，主流经济学所讲的效率是最大化效率。简而言之，最大化效率就是给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的最优配置。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主流经济学，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在效率理论上有了长足发展，经济学家们确立了各种经济效率标准和判据，如庇古的功利主义效率、帕累托最优、卡尔多—希克斯效率以及柏格森—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等。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追求给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成本—收益意义上的最大化，也就是最大化效率。最大化效率无法作为衡量动态的真实社会经济效率的标准。最大化效率其实是给定手段—目的框架下的静态效率。它基于一般均衡状态的假设，一旦离开一般均衡状态，最大化效率将变得毫无价值，因为它无法对不同的手段—目的框架下的经济效率进行比较。由于成本和效用等概念都是主观的，最大化效率只适用于说明个人达到其特定目标的效率，而无法用来比较不同的人之间的效率。人的行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人在行为过程中发现和创造出的新信息、新知识会使人的目的和手段发生改变，进而使整个手段—目的框架发生改变。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手段—目的框架，最大化效率也无法比较哪种行为更有效率。要保证行为的效率，人必须全知全能，动态效率即完美地掌握最好的技术知识、未来的行为与其他人的反应以及未来的自然事件。但我们的世界充斥着变化和不确定性，没有人可以完全知晓未来，这也意味着最大化效率的“虚构性”。“最大化”效率之所以不可行，还因为知识具有分散性、实践性、动态效率主观性和隐含性等特征。政府或任何组织都不可能获得改善社会经济效率所必需的全部知识和信息，因此用静态的“理想状态”作为效率的参考依据没有多少价值，而动态效率基于这一标准的“市场失灵”概念也不成立。在动态的真实社会中，最大化效率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可操作的标准，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却不能没有“效率”的概念。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更为动态的、现实的和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效率标准。

相比最大化效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提出的“动态效率”更有优势，它基于企业家才能理论，动态效率强调人的创造性和协调性。市场中的竞争是一个发现事实和发现知识的过程，只有通过竞争过程才能解决资源的配置、分散知识的利用和行为的协调等问题。人们不难发现，真正重要的不是如何实现给定条件下静态的“最大化”，而是如何发挥人的创造性，如何实现行动的协调。在现实社会中，由于有“企业家错误”的存在和企业家发现过程中失调现象的出现，一定数量的浪费不可避免，“最大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也不应该作为追求的目标。发现和创造新的目的和手段，从而动态效率推动社会的创造性和协调性才是关键，这一标准就是奥地利学派所说的动态效率。动态效率也被理解为“促进人的创造性和协调性的能力”，从动态效率的角度看，无论是单个的人、动态效率企业还是整个经济系统，越是能够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和协调性，社会成员之间的行为就越协调，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越具有可持续性。

动态效率不是强调给定资源下如何减少资源的浪费，而是强调如何创造新的资源。相应的，动态效率不是把资源的节约，而是把资源的创造能力视为效率的标准。动态效率的理论基础是企业家才能，企业家使得新的目的和新的手段连续出现，而“这些目的和手段在被企业家发现之前，是无法想象的东西”。因此，动态效率并不给定一个效率（效用）最大的标准。根据动态效率的观点，各种失调、浪费和所谓外部性等现象的存在是完全正常的。动态效率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创造，二是协调，或者说，创造和协调是动态效率的体现，而这两个方面也恰好是企业家的两个基本功能。企业家的创造性容易理解，而企业家的协调性却容易被忽视。企业家在创造中协调，在协调中创造，创造与协调是不可分的。在这里，动态效率的实现基于产权保护和开放市场，它在认同这两大价值方面体现了规范的个体主义的内在效率。